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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有关诉讼时效起算点规定的溯及力问题。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较之《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在诉讼时效起算点上增加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的表述，似乎二者在诉讼时效起算点上存在差别。尽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并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的表述，但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均认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不仅包括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事实的发生，而且也包括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是谁，否则要求权利人在不知道权利被谁侵害时承担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对权利人显然有失公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中也明确肯定了这一观点，因此，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应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有关诉讼时效起算点规定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系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之细化和完善，二者在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上并无差别，因而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溯及力问题。
三、《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溯及力问题。
（一）基本原则和思路。
应在坚持鼓励诚信、更好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准确界定义务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形成时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有关诉讼时效条款的相关精神，按照“从旧兼从长”的原则确定《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溯及力问题。即：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的，义务人已经确定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但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的，义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产生，基于新法施行及新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等因素考虑，此时《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产生溯及力，不再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二）普通诉讼时效的溯及力问题。
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尚未超过二年的，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三）短期诉讼时效的溯及力问题。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自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尚未超过一年的，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四）继续性债权诉讼时效的溯及力问题。
对于约定为按日计付的违约金等继续性债权，以按日形成的每个个别债权分别单独适用诉讼时效。如权利人主张已发生债权，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起诉的，该权利保护范围为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起诉的，该权利保护范围为2015年10月1日至权利人起诉之日；在2018年10月1日之后起诉的，该权利保护范围为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
（五）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时的溯及力问题。
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后继续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届满的，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变更。
中止时效的原因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消除，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后继续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延续至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的，或者中止时效的原因在 |
